游強進

今天的人們，感受不到更想象不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影的鼎盛和在文化娛樂中的獨尊地位。在4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我有幸自1979年至1985年入職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工作6年。初入職時，已經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的1979年2月，正好經歷了電影市場從“文革”中萬馬齊喑到百花齊放的進程。

第一次看電影，是在10歲的時候。1969年4月召開了黨的九大。記得在酷熱難耐的這年八九月間，我和大人們一起在孝感縣人民廣場的草地上等待九大的紀錄片放映。等啊、等啊，直到晚上九點多鐘，九大的電影拷貝終于在人們的歡呼聲中到了。當銀幕上泛起熒光、雄壯的“東方紅”音樂響起，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出現在眼前，大人們歡聲雷動，孩子們又蹦又跳，全場人聲鼎沸，一片歡騰。這是我記憶中的首次“觸電”。就在這年國慶節過去一段時間以后，戀愛中的舅父舅母帶我到孝感縣電影院看了一場國慶20周年的紀錄片。閱兵時解放軍官兵正步走時鏗鏘有力、步伐一致、剛勁均勻、整齊劃一如排山倒海般的印象就是那次銘刻在記憶中的。

由于林彪、“四人幫”把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文革”前17年的文化藝術工作打上“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印記，這期間拍攝的絕大部分電影都成為了“毒草”。自1967年至1973年，既未拍攝新的藝術影片，也不允許17年間的眾多藝術影片放映，大量拷貝封存在片庫里，形成了長時間的影壇空白。就在這一時期，翻來覆去、看來看去的，就是《南征北戰》《地雷戰》《地道戰》《雞毛信》《鐵道衛士》《奇襲》《打擊侵略者》《英雄兒女》幾部故事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半夜雞叫》《收租院》幾部動畫片和紀錄片，以及在放映這些影片前加映的《新聞簡報》。由于看得太多，這些影片中如“告訴同志們，仗是有得打的，而且會越打越大”、“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滑（南征北戰》）”、“不見鬼子不拉弦（《地雷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要放空槍（《地道戰》）”“為了勝利，向我開炮（《英雄兒女》）”等對白，老少婦孺都能信手拈來、張嘴就會、1970年以后，陸續拍攝了《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紅色娘子軍》《奇襲白虎團》《海港》《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8部“樣板戲”影片和以“樣板戲”的“三突出”標準創作的《龍江頌》《杜鵑山》《沂蒙頌》等現代劇影片。整十年間，中國大地就只有這些“樣板戲”電影和為數極少的老電影。當然，這一時期也有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在中國上映。如蘇聯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朝鮮的《賣花姑娘》《摘蘋果的時候》《金姬和銀姬的命運》，越南的《琛姑娘的松林》《阿福》，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之波》《沸騰的生活》，阿爾巴尼亞的《寧死不屈》《地下游擊隊》《海岸風雷》等。記得那年咸寧縣化肥廠放映《多瑙河之波》，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逃課跑去看電影，結果第二天被老師狠剋了一頓。那時流傳著一個段子，稱電影是“朝鮮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飛機大炮，羅馬尼亞的摟摟抱抱，中國的新聞簡報”。人們喜歡看外國電影。因為樣板戲電影已將所有的情感線索刪除得一干二凈，惟有在外國電影中還能看到驚鴻一瞥的對個人情感的重視，有生活、愛情這些在那時出現的文藝作品中匪夷所思的私人話語。

1973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了《艷陽天》《青松嶺》《戰洪圖》這幾部故事影片，后來長影、北影、上影和八一廠又相繼拍攝了《創業》《偵察兵》《閃閃的紅星》《火紅的年代》等。至今我還記得放映這幾部電影時的情景，那真是人頭攢動，萬人空巷。為了買張票，人們不惜擠破衣衫；為了看電影，人們可以通宵不眠。時間再晚，耽擱不了人們看電影的激情；路程再遠，阻擋不了人們看電影的腳步。

1976年7月，我高中畢業上山下鄉，來到了位于溫泉大隊第六小隊的文教衛知青點（今職業學院）。知青中有文化局長、電影公司經理的孩子，看電影就不算是難事。因為打倒“四人幫”后，“文革”前拍攝的影片陸續解禁，又隨著美國、日本、南斯拉夫等發達國家電影的引進，人們長久的文化饑渴瞬時得到澆灌，久違的觀影熱情猶如巖漿一般迸發，不論是故事片、戲曲片、動畫片還是外國片，只要新片上映，都趨之若鶩，莫不一睹為快。像京劇《野豬林》、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越劇《紅樓夢》這樣的戲曲片凌晨兩點都還要安排放映。這種氛圍、這種情緒，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知青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無動于衷。為了看到長達470分鐘近8個小時的蘇聯紀實故事影片《解放》，我們點上的男女知青手拉手蹚過溫泉月亮灣，翻過高墻，躲進一九五醫院禮堂的銀幕后面看那反過來的“主攻方向”部分；《劉三姐》上映時，我們幾個男知青甚至連續在地區大禮堂（今文化廣場）連看了3遍，餓了就跑到餐館買一個肉包子，吃完再看。記得剛下放沒幾天，我們觀看電影《歡騰的小涼河》時，錯把武漢第三磚瓦廠的青工當成溫泉鎮的下放知青，和他們打了一架。當得知真相后，感到后怕的我們把溫泉鎮和大隊開歡迎會時擺的煙、酒偷偷掖在懷里送給青工們來“帶和”。當然，我們也不知道《歡騰的小涼河》和《春苗》《反擊》《盛大的節日》《千秋業》一樣是“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文藝中的中的一株毒草！

那個年代的人也“追星”，但追得內斂、追得含蓄、追得溫馨，因為是在心里對他（她）的喜歡和效仿。喜歡的是角色，效仿的是憧憬有一個他（她）相伴相隨。當年《劉三姐》中黃婉秋飾演的劉三姐、秦怡在《女籃五號》中飾演的林潔和《摩雅傣》中飾演的依萊汗、朝鮮電影《一個護士的故事》中宋連玉飾演的江蓮玉、日本電影《追捕》中中野良子飾演的真由美和阿爾巴尼亞電影《平凡的崗位》中的扎娜這幾個角色，就是當時留在我們腦海中最清晰、最難忘的女性形象，就是在心中追的星。對比今天的“追星”現象，我們還是喜歡摯樸、真實、內在而不帶功利的“追星”。記得多年以后有一次從重慶飛返武漢，一下飛機就被一群癡狂的追星族嚇倒了。他們揮舞著鮮花、橫幅大蹦大跳、大喊大叫“可唯可唯，大有可為”。原來同機下來的是歌手郁可唯。我一愣：這不就是坐我旁邊的那位嗎？再看如今一些追星族，盲目沉溺于明星的容貌、舉止、衣著，飄渺空泛，荒廢學業，虛度光陰，有何益處？

1979年2月，我和3位女知青最后一批被招工，分別進入地區電影公司和新華書店。我分在地區電影公司宣傳股工作。彼時電影仍處于興盛時期。《大眾電影》雜志印數可以達到令人嘖舌的800萬份，還一冊難求；一套電影明星掛歷，可以掛在千家萬戶。8分錢一張的電影票，一票難求；3分錢一張的《電影介紹》小報，也能賣出3000份。新片上映時，我們自己也要想方設法從售票師傅那兒購得幾十百把張票，以應朋友親戚熟人之需；也要找大禮堂的經理們說上幾句好話，把沒買上票的影迷們捎進影院里，或站在走道邊或蹲在過道上看電影。像《少林寺》《白發魔女傳》等影片上映時，電影院門前人流如潮，夜如白晝，通宵達旦，那場景真是熱鬧非凡，說如同狂歡節一點兒也不夸張。

在宣傳股，我是兩任副股長方曉、曾昭津的兵。編簡報，整材料，寫講話，辦小報，分資料，這就是全部工作。那時每部影片都配套有臺本、海報、宣傳畫、說明書“四件套”的宣傳資料，我們要把它們捆好后作好標記，凌晨送往汽車站，送到開往各縣的班車上。為此，我還學會了騎三輪車。后來又自建了暗室，搞起了攝影。今天知曉一點關于攝影的角度、構圖、用光，就是那時打下的底子。

回顧當年電影公司的熱絡，直到今天也讓人懷念和振奮。溫泉地區的第一輛豐田面包車，是電影公司的應急跑片車；公司領導們考慮的，是每月或每周給職工們發什么福利；影院售票員憑著幾張電影票，可以托人安排子女工作。在通山縣洪港，看到抱著孩子的少婦、柱著拐杖的老嫗和滿頭銀發的老漢們蜂擁著走進電影院來看《卷席筒》，心里涌出慶幸之情；在陽新縣三溪，由于洪水沖毀路基，我在那兒滯留3天，天天活水燉活魚就高梁酒，味蕾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其鮮美至今難忘，其味道今天似也難尋了。

1985年5月，在錄像和電視的沖擊下，電影已顯頹勢的時候，我離開了電影公司。電影歲月里，我得到了許多，當然也失去了些許。但人生往往如此。能得之淡然、失之泰然，順其自然、爭其必然，便是極處。都說喜愛和執著是一對孿生兄弟，惟有喜愛才會執著，就像李白所言，“興在趣方逸，歡馀情未終”。自已又何嘗不是如此？從看電影到愛電影，再到今天對電影的堅守，一本不差地保存著1979年復刊后直到2009年的《大眾電影》雜志。1984年6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銀幕上的故事》是電影歲月留下的足跡，發表于2003年第七期《大眾電影》的那篇《1976，那本大眾電影……》就是心跡的坦露。而在電影公司的歲月里，能得到女孩子的青睞，并走到今天，自然是生活中最甜蜜的記憶之一了。

（作者系咸寧市政協原秘書長，原載《咸寧日報》2023年08月09日第08版）